凡用人之道，有得必有失，有容必有杀。前文尽述曹操如何招贤纳士、化敌为友，然"唯才是举"四字，若只看到其"举"之广，便失之片面——曹操用人，同样有着冷酷的边界。

这一卷，要说的是曹操用人哲学最暗的一面：那两位曾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、却终究难逃悲剧结局的功臣——荀彧、崔琰。他们之死，恰如一面镜子，照出"唯才是举"背后，那个既容天下才、又疑天下才的复杂枭雄。

先说荀彧之死。

荀彧是曹操最倚重的"王佐之才"，被曹操尊为"吾之子房"，为他谋划二十年、举荐半壁谋士、奠定北方霸业。然而，正是这位最大的功臣，最终却死得最是凄凉。

荀彧一生，怀揣着一个执念：他是心怀汉室的士人，所求者是"辅佐曹操匡扶汉室"，而非"拥立曹操篡夺汉统"。他曾劝曹操"奉天子以令不臣"，本意是借汉室之名以安天下，而非助曹操改朝换代。可曹操的野心，终究膨胀到了那一步。建安十七年，曹操欲"进爵魏公、加九锡"——这是迈向篡汉的关键一步，也是荀彧绝不能容忍的底线。于是这位一向直谏不讳的王佐之才，终于犯颜直谏，明确指出：曹操当"秉忠贞之诚，守退让之实"，不应行此僭越之事。

这一谏，触怒了曹操的肺腑。曹操没有公开翻脸，却以极其冷酷的方式回应——他派人给荀彧送去一个空食盒。空盒，即"无食可配"，暗喻此人已无可用之粮、无留之必要。荀彧见状，心知大势已去、恩义已绝，遂服毒自尽，年仅五十。

一个为曹操谋划二十年、举荐半壁谋士、奠定北方霸业的王佐之才，最终竟以一只空食盒被逼自尽。荀彧之死，是曹操用人之道最大的悲剧：他不是死于无才，而是死于"有才而无着落"——当一个人的理想与主君的野心背道而驰，纵有经天纬地之才，也终究难容于那个唯我独尊的权力核心。

再说崔琰之冤。

崔琰，字季珪，清河名士，为人清正刚直，声望极高，曾为曹操所重，官至尚书、中尉，参预立储之事。崔琰之祸，起于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。正史记载，崔琰曾有书信，其中有一句"时乎时乎，会当有变时"——这本是寻常感慨，却被曲解为崔琰心怀怨望、暗含讥讽曹操之意。曹操震怒，遂杀之。尤令人扼腕的是，崔琰下狱后，曹操本欲缓其刑、令其归家；然崔琰性刚，不肯阿谀求饶，于是触怒曹操，竟遭处死。

崔琰既无反叛之实，亦无悖逆之言，不过因一句无心的"会当有变时"，便招致杀身之祸。曹操晚年多疑之甚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荀彧与崔琰之死，看似毫无关联——一位是毁于政治立场，一位是殁于一句无心之言。然细究其本，却指向同一个根源：曹操用人之"容"，容的是"才"；曹操用人之"杀"，杀的却是"权"上的威胁。

荀彧之才，曹操用之、容之、敬之二十载；然当其直谏反对"进爵魏公"、触犯曹操的集权与野心时，才便不再是筹码，而成了可弃之忌。崔琰之望，曹操用之、重之；然当其名望与人言触犯曹操的猜忌与权威时，名便不再是资本，而成了可杀之祸。

在曹操的世界里，“才"是服务于"权"的。千里马再宝贵，一旦挡了主人的路，主人也照样会挥下屠刀。这就是"唯才是举"的阴影面——他举起的是"才"的旗帜，握住的却是"权"的缰绳。

读曹操一生，常为人感叹于其用人之得，亦为人扼腕于其用人之失。成也用人：若无"唯才是举”，曹操何以聚集荀彧、郭嘉、张辽、贾诩这般群英，何以扫平北方、奠定霸业？败也用人：正因其"才"须服从于"权"，曹操晚年愈发多疑猜忌，先后逼死荀彧、诛杀崔琰、杨修、许攸，令多少功臣心寒胆裂，也让"唯才是举"蒙上了"能共苦、难同甘"的阴影。

最深的悲剧在于：曹操用人的度量，既成就了他，也困住了他。他能容天下英才之"才"，却终究不能容天下英才之"志"——于是那些真正有理想、有风骨、不肯全然屈从于他权柄的臣下，纵有绝世之才，也难逃悲剧的宿命。

荀彧与崔琰之死，留给后人的，不仅是历史冷峻的慨叹，更是关于"用人与共事"的永恒警示。对用人者而言——才与志，本是相辅相成，若一味以"才"为用、以"权"为纲，容不得臣下有独立的志向与操守，纵能得天下于一时，亦难免失人心于长久。对为臣者而言——荀彧之死，死于"直"与"志"；崔琰之冤，死于"名"与"言"。

曹操"唯才是举"之得天下，是其"量"；曹操"君臣之间"之失人心，亦是其"疑"。量与疑，同出于曹操一人之心，亦同构筑了他复杂的人格。正因如此，他才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懂用人的明主之一，又是最难与功臣善终的枭雄之一。

霸业既成而功臣凋零，这或许就是"唯才是举"背后，那个说不尽也道不明的、千秋一叹的曹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