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至卷末，回望整个系列，曹操半生功业，其实都系于四个字——唯才是举。

他凭此聚集了天下谋士猛将，扫平北方、奠定曹魏基业；也正因此，他曾寒了功臣之心，逼死荀彧、枉杀崔琰，留下了"能共苦、难同甘"的千古嗟叹。

成于"举才"，困于"疑才"；得于"度量"，失于"猜忌"。这八个字，是曹操用人哲学的全部内核，也是它留给后世的最高启示。

纵观全系列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曹操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用人高手。他的过人之处，至少有三。

其一，破门第之见，唯才是举。在门阀士族把持仕途的东汉，曹操第一个公开喊出"唯才是举"，明言只要有用兵治国之术，哪怕"不仁不孝"、“负污辱之名”，也可录用。这把人才选拔的标尺，从"出身"和"虚名"扭到了"实才"上——这一声呐喊，不知为多少寒门志士、草莽英雄打开了上升之门。

其二，纳降叛之才，化敌为友。面对仇人、降将、叛臣，曹操以极大的胸襟招降纳叛：张绣杀其子，他纳降封侯；贾诩设伏害其子，他释仇重用；陈琳骂其祖，他收为记室；官渡战后，他尽焚通敌书信。这种"不计前嫌、化敌为友"的气度，让天下英才看到一个"只要你有才、真心投我，我便待你以诚"的明主。

其三，各用其长，各得其所。能帅者帅之，如张辽、徐晃之方面；能卫者卫之，如典韦、许褚之宿卫；能谋者谋之，如荀彧、郭嘉之帷幄；能谏者谏之，虽狂放如郭嘉亦容之。他让每一个人都在最合适的位置发挥最大价值，也因此赢得他们最赤诚的效忠。

然而，曹操的用人哲学，终究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缺憾：他举了天下英才之"才"，却始终不能真正信任他们的"志"。

荀彧心怀汉室，曹操容了他二十年，却容不下他反对自己称公——一只空食盒，逼死了一代王佐；崔琰清正自重，曹操却因一句无心的"会当有变时"而疑之、杀之；杨修恃才放旷，曹操以"扰乱军心"之名诛之，实则是忌其触犯权柄、乱其嗣统。

在曹操的世界里，“才"必须无条件服从"权”。一旦有人才的志向、操守、名望触犯到他的权柄与野心，再大的才也会变成可弃、可诛的隐患。于是我们看到：曹操能容天下英才之"才"，却独独容不下他们的"骨"；能聚四海之士为一体，却终究留不住自己亲手逼散的功臣之心。

曹魏的江山早已化作尘土，曹操的权术也早已不合时宜。可他那"唯才是举"的用人之道，穿越一千八百年，于今人依然有着温润而深刻的启示。

对管理者而言，要学曹操之"举才"——打破出身、门第、资历的成见，唯能力是举，让真正的栋梁有出头之日；更要学曹操之"纳叛"——容得下曾经顶撞你、背叛你的人，只要他真心悔过、确有才能，便给他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；最要警惕曹操之"疑才"——既然用了人、信了人，就该把"才"和"志"一并尊重，切莫因多疑而逼走、逼死真正的股肱之臣。

对个人处世而言，要学曹操之"度"——有度量、有格局，能放得下私仇、容得下异见，方能在人群中聚拢人心、成就大事；也要明曹操之"鉴"——功高不可震主、恃才不可傲物、言慎以防猜忌，这些血的教训，今日职场、人际之中，依然时时上演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问题：曹操的用人之道，究竟是得是失？

从史诗的角度看，他是"得"的——他靠一纸"唯才是举"的招贤榜，收拢了天下半数英才，打下了曹魏半壁江山。可从人心的角度看，他又是"失"的——他容尽了天下英才之"才"，却独独容不下他们不肯屈从的那一点"志"，于是身边的股肱之臣，一个个渐行渐远，乃至凋零。

曹操像一把最锋利的手术刀，既能精准地切开门第的枷锁、取出天下英才，又因握刀的力度太过、疑心太重，常常误伤了那捧最珍贵的心。

可无论如何，曹操至少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，跨越千年依然闪光：

得人才者得天下，得人心者得天下。而"人才"与"人心"，从来是同一件事的两面——你以"才"待之，他才以"才"报你；你以"诚"信之，他才以"忠"许你；你以"疑"防之，他便还你以"离"。

这就是曹操的用人之道——一部写尽"取才之智"与"失心之痛"的二十四史。

后人读之，当于其得处见其格局，于其失处见其警示。